每次梦到这里 ，她都会被吓醒 ，之后便久久无法入眠。这个梦乡 ，险些复刻了十年前她初入北大的履历——作为一经的“小镇做题家” ，她在踏入这所顶尖学府后 ，履历了全方位的被“碾压”。昔日引以为傲的考试能力荡然无存 ，她最先质疑自己保存的意义 ，甚至泛起了自杀的行为。
原北京大学心理康健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曾在2016年揭晓有关“空心病”的演讲：“北大一年级的新生 ，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 ，或者以为学习没有意义；40.4%的学生以为在世某人生没有意义 ，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
以后徐凯文做了近十年研究 ，视察了152所高校的453万大学生和7万中小学生 ，发明大学生“空心病”的比例逐年增高 ，已经突破30% ，中学生的比例甚至靠近50%。这群从小效果优异、灵巧听话的学生 ，具有强烈的孤苦感和无意义感 ，他们不知道活下去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而这些问题 ，家长、学校、社会都未能给出解答。
正如其时的小月。在北大修业的五年里 ，小月两度休学 ，三次住院 ，最严重的时间终日躺在床上 ，连刷牙、洗脸、起身这样最基本的行动 ，都似乎要耗尽所有实力。当以考试为中心的价值观突然崩塌 ，她被强烈的虚无感吞没。
这样的焦虑直到她踏上事情岗位两三年后才逐步消退。她逐渐意识到 ，生涯历来没有标准谜底 ，每小我私家的“考卷”各不相同。被外界界说的“乐成”绑架了二十多年后 ，她选择给自己松绑 ，拥抱真实的生涯。
这不是一个纯粹关于乐成或失败的故事 ，而是一次勇敢的自我剖析。这个曾在“优绩主义”轨道上狂奔的年轻人 ，被系统性压力击碎；又在漫长的迷失中 ，将自己一片片重新拾起 ，再度叩问生命的意义。
我出生在国家西部一座四五线小城 ，是别生齿中的“小镇做题家”。从小我由爷爷奶奶带大 ，家里没人过问我的学习。我没上过向导班 ，写作业、温习考试都不必别人催促。不知从何时起 ，我成了这样一小我私家：自我驱动力极强 ，却又格外在意他人的眼光。
月朔到高二 ，我险些一直是年级第一 ，经常以二三十分的差别领先。数学、物理、英语、地理 ，只要外面有竞赛 ，先生就会给我报名。有一次学校举行竞赛颁奖仪式 ，我每场竞赛都是第一名 ，连领奖台都没有下来过。
可自己逼自己 ，是没有止境的。我的心态越来越畸形。哪怕只考了一序次二名 ，我都会痛哭一场 ，以为“天塌了”。现在想来 ，那种偏执或许是由于 ，其时的我眼里只有“效果”这一套评价标准。
在高三那年 ，我们迎来了更彻底的“刷题模式”。母校与衡水中学签署了帮扶妄想 ，将衡中模式直接搬了过来——照抄作息表 ，增添早晚自习 ，早晨跑操喊口号 ，中午唱班歌、整体宣誓 ，周考月考用同样的卷子 ，连写字都要模拟“衡中体”……
整个学校的气氛肉眼可看法变了 ，压力扑面而来 ，学生们铺张一分钟似乎都是罪行可耻的。为了准备竞赛 ，学校没有合适的先生教我 ，我就自己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 ，去大学里旁听数学和物理课程。
有一次 ，我与其他同砚去省会都会加入物理“省队”选拔。复试后我自觉考得不睬想 ，还无意中听到偕行的竞赛生在背后议论：“以为她能拿金牌呢 ，没想到也不可�。 薄捌鹁⒘苏饷淳� ，最后名次不照旧和我们一样？”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强忍住冒充没听到。他们是我的“同班”同砚——高三时 ，学校按效果倾轧了一个“尖子班” ，模拟衡中模式 ，每月凭证名次替换职员。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有朋侪 ，只有敌手。
我很自卑。复试效果还没宣布 ，我就决议跟先生先返校�？筛栈氐窖� ，就接到通知：我进了决赛 ，第二天就要考试。于是我又连夜赶回决赛都会。全校只有我一人进了决赛。
我天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经常到了饭点却毫无食欲。我以为自己糟糕透顶。有一次走在学校四楼的走廊上 ，突然就想纵身一跃 ，脱离这个天下。只是在最后一刻 ，我畏惧了 ，“怯懦”地活了下来。
2016年1月期末考试后 ，小月在夜晚拍了一张宿舍楼道的照片。她以为这象征着自己的心田天下 ，被漆黑充满 ，不知道什么时间才华走到灼烁的地方。受访者供图
考上北大却患上“空心病”
我考上了北大的盘算机系 ，然而一经霸榜年级第一的我 ，在上大学第一个学期 ，便收获了人生中第一次“挂科”。
许多同砚从初中就最先加入信息学竞赛 ，有的甚至已拿过国家级以致更高的奖项。而我第一次知道C++ ，是在大一。在此之前 ，所谓的微机课上 ，各人也执偾偷偷翻开电脑玩扫雷。
盘算机专业是我的第二自愿 ，第一自愿是经济治理类。我对这两个专业一无所知 ，先生和家长也不相识。只是在我高考的2014年 ，这些都是炙手可热、前途灼烁的专业。于是我和许多同砚一样 ，纷纷涌向这些热门领域。我们就像一群鱼 ，盲目游进差别水域 ，最终能否顺应 ，全凭运气。
盘算机系的课程关于我来说压力重大。我完全看不懂代码 ，那些单词脱离我都熟悉 ，可组合在一起 ，我却无法明确其中的逻辑。
我曾试图把高中的学习模式复制到大学。我整夜泡在通宵自习室 ，白天困了就趴一会儿。但休息缺乏让头脑昏昏沉沉 ，通宵的效率或许还不如别人专注的一个小时。
我像是加入专业马拉松角逐的业余选手 ，不但前进得比别人慢 ，甚至连起跑线都落伍了好几公里。
小时间我的学习能力不错 ，险些只要明确了内容 ，无需刻意背诵就能记着。但在盘算机的学习上这些能力所有失效。我总以为脑子昏昏沉沉 ，像罩着一团雾 ，还经常手抖、耳鸣。不但是影象力与明确力在衰退 ，我最先整夜失眠 ，睡不着时就跑到未名湖边散步 ，脑中一直冒出消极的 ，甚至危险的念头。
厥后我才知道 ，这些都是抑郁症的躯体化症状。
那时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拼命学盘算机 ，只是以为挂科太丢人。中心有一次转专业的时机 ，我也放弃了。虽然学得很痛苦 ，可是我不知道还能转去那里。从小到大 ，我从未有时机认真思索：我事实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那段时间 ，北大心理中心的徐凯文先生揭晓了关于“空心病”的演讲 ，其中提到 ，有30.4%的北大新生厌恶学习 ，或以为学习没有意义；有40.4%的新生以为人生没有意义 ，不知道在世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当徐先生把演讲文章转给我 ，我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同砚和我一样。当以考试为中心的价值观突然崩塌 ，我们被强烈的虚无感吞没。
脱离家之后 ，我才逐渐意识到 ，我小时间受到的教育是何等简单和匮乏。
我生涯自理能力差 ，上大学前很少自己洗衣服 ，连坐火车、打车也不太会。我不会做饭 ，不会治理时间和款子 ，甚至不知道10元、100元能买到什么工具……
我只需要“搞勤学习” ，其他一切都有家人代庖。我就像个只会学习的“书白痴” ，当“学习”这唯一能证实我的支柱坍毁时 ，所有的反噬都来得格外强烈。
为了治疗我的失眠 ，我找到医生开了一些助眠药物。但厥后我照旧睡不着 ，我逐渐放弃了吃药 ，但依然按期去医院取药。
某个再次失眠的深夜 ，我服下大把歇息药。那一刻 ，我没有感应解脱或清静 ，反而连忙后悔了。我跌跌撞撞地走到校医院 ，只记得护士让我大宗喝水 ，然后最先催吐。
再次醒来时 ，我已经挂着点滴 ，躺在精神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在我昏厥的时间 ，完成了洗胃。
2025年12月6日 ，小月在徐凯文的办公室外。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摄
最大的自我救赎是“放下”
住院的那一个月 ，是我大学五年时间里 ，少有的松开惬意的时刻。在这里 ，各人没有手机 ，完全与外界阻遏。
我们随着护士运动 ，闲暇时聚在一起谈天、做游戏 ，回归最质朴的生涯。我不纪律的作息在医院获得了矫正 ，曾因生涯杂乱而来的压力与焦虑 ，也徐徐减轻。
但出院回到学校后 ，我仍然不顺应。似乎谁人误入桃花源的武陵人 ，重返现实之后 ，发明一经困扰我的问题 ，依然原封不动地等在那里。
邻近期末 ，我越发焦虑 ，先生提出一个建议——也许我可以思量休学。若是再强撑下去 ，期末考试很可能碰面临缺乏格 ，与其这样还不如休息一年。其时的我以为这样有原理 ，于是便申请了休学。
被抑郁症笼罩的那段日子 ，我的影象模糊而杂乱。至今我都追念不起自己事实是在哪一年休的学 ，只记得休过两次 ，住过三次神经病医院。
同年入学的同砚 ，出国、实习、考研 ，而我像一个异类。只要一想到考试 ，抑郁和焦虑便层层加重。最终我被确诊为双相情绪障碍 ，抑郁和躁狂交替爆发。
躁狂状态下 ，我对演出猖獗着迷 ，起劲加入社团 ，投身话剧演出 ，体验演员身上差别的精彩人生；而抑郁状态下 ，我逃避与人接触 ，不想起床 ，连最基本的洗脸刷牙 ，都要耗尽全身实力。
我那时间重复问自己 ，在世事实有什么意义？但找不到谜底。我是真的病了。
最后一次实验自杀时 ，我又翻落发里所有的歇息药 ，无法抑制地边哭边喂给自己。听到哭声赶来的母亲 ，跪坐在我的扑面 ，泪如泉涌地乞求我不要吃药。那是我影象中母亲为数未几哭泣的瞬间。我又一次住院了。
被抑郁症控制的那段时间 ，我做过最准确的事情 ，就是求救。我在北大的心理咨询室熟悉了徐凯文先生 ，每周会和他聊上一小时 ，找到一个出口倾吐出来就有一定资助。
我还加入了他在北大开设的心理项目 ，连我在内一共九个学生 ，来自差别专业 ，也有研究生和博士生。直到现在各人仍坚持联系 ，无意回北京还会聚在一起 ，聊聊相互的现状。
学院的先生帮我先容了实习事情 ，精神医院的治疗最终也稳稳地托住了我。在抑郁的黑漆黑 ，能自动追求资助不是软弱 ，是我在康复历程中迈出的最勇敢的一步。
在考上北大的第五年 ，仅有的两次休学时机都已用尽。按剩下的学分算 ，我只剩一个下场：退学。幸好那时北大尚有“本科转专科”的政策 ，可以凭着已修的学分转到专科结业。这是一种镌汰 ，也是一种救援。
我没怎么犹豫就决议了。我递交了质料申请 ，跑前跑后办完手续 ，当我拿到盖着钢戳的结业证书时 ，认真盖章的先生看了一下我的证书 ，依然笑着对我说：“恭喜你 ，结业快乐！”
我其时只以为解脱。最大的自我救赎 ，即是“放下”。
2025年12月6日 ，小月从上海来到北京出差。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摄
生涯从没有标准谜底
结业后的我并未连忙挣脱渺茫。学生时代 ，我有明确的考试目的与规模 ，所要做的就是起劲备考、加入考试并取得一个效果。可是事情完全差别——没有设定清晰的时间节点或详细目的 ，所有使命都需要靠自己妄想、网络信息。这种无人下令与安排的高自由度 ，让刚刚走出校园的我很不顺应。
一经的我以为考上好初中是为了上好高中 ，考上好高中是为了上好大学 ，但从未认真想过：大学结业之后呢？下一个时间节点是什么？
时间历来不是块状的 ，不应被简朴切割成小学、中学、大学这样伶仃的阶段。生涯也历来没有标准谜底 ，每小我私家的“考卷”各不相同。
专科结业后 ，我曾入职游戏公司 ，做过网文运营 ，也认真过短视频剧本创作。大学时代的剧社履历 ，为我打下了一定的内容创作基础 ，加上自身的热情 ，我在这些事情中逐渐如鱼得水。
这种成绩感与以往截然差别。以前的考试面临的是一道道有唯一谜底的问题 ，而现在的使命险些都有多种解决方法 ，我可以遵照自己的意愿 ，创立出差别的可能。
我逐步想清了自己的职业偏向 ，跳到一家音频和外洋直播的内容公司。在这家公司 ，我认真了整个App的内容生态搭建 ，历程充满挑战与阻碍：我单独约请创作者加入 ，做外洋投放、宣传推广……这些难题让我的心态和能力获得了磨炼。公司的老板很认可我 ，厥后他也成了我的天使投资人。
2023年6月1日 ，我建设的音频制作公司通过审核 ，那天恰恰是儿童节。
小时间 ，我没什么特殊喜欢的事物 ，也经常以为生涯缺乏意义 ，由于我总是被外界、被某种既定的系统推着向前。我的生涯中只有用果 ，时间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
直到最近两年 ，我才意识到生涯应该是什么容貌——我喜欢上了动漫 ，养成了写手账和日志的习惯 ，还爱上了徒步和爬山 ，亲近大自然让我的状态越来越好。
我意识到 ，生涯不应只有事情与学习 ，也要允许自己休息、睡觉 ，甚至无所事事。时间的暂停键被松开 ，快要三十岁的我 ，似乎重新养育了一遍小时间的自己。
创业两年多来 ，我履历了无数艰难阻碍 ，哭过 ，笑过 ，遭受过背刺 ，也收获过赞赏 ，但我的心态已彻底改变。以前遇到难题我总会想 ，“在世还干什么？天天受苦。”现在我却信托：不管多灾 ，总会熬已往 ，天无绝人之路。
今年 ，我在广播剧之外实验拓展心理服务 ，做一个类似“心灵客栈”的解压舒缓类项目 ，现在仍处于最小可行性测试阶段。我在自己600多人的粉丝群里提倡招募 ，加入测试的朋侪们反响还不错。我希望打造一片心灵的栖息地 ，像一个个小花园 ，让那些隐藏的情绪被望见、被在意 ，也能有一个释放的出口。
现在距离我高考那年已经已往了11年 ，我有时还会梦到考试 ，然后被吓醒。直到2021年我换到第三份事情时 ，脑子混沌的状态才逐步消逝。
我着实被“优绩主义”绑架了许多年。这是近几年盛行的新词语 ，指一小我私家才华越高、学习事情越起劲 ，获得的回报理应越大 ，即“能力+起劲=乐成”。若是没有获得世俗标准中的成绩 ，即是不敷起劲 ，也称不上乐成。但事实果真云云吗？
“乐成”并不但由能力和起劲决议 ，而是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我们一直有较强的“优绩主义”古板 ，体现在教育里即是“唯分数论”。至今依旧有太多学生像昔时的我一样 ，被困在分数里 ，连休息都以为是一种“罪行”。这样真的对吗？
在我看来 ，学习以外的能力 ，或许更为主要。我在高中学到的知识大多已遗忘 ，但厥后接触到的理财、人际往来 ，成了我生涯下去的必备手艺。
我依旧在准时吃药 ，也仍然会有情绪降低的时刻 ，但这都很正常。网络上有一段话很能治愈我：
若是你的心情生病了 ，那就先当一棵植物 ，吃吃喝喝、好好睡觉 ，晒晒太阳、逐步长大 ，什么也不想 ，让自然的实力治愈你的心灵。
然后 ，你需要酿成一只动物 ，接纳所有的欲望 ，正视你的需求、恼怒和洽胜心 ，释定心田的野性 ，找回自己的实力。
最后 ，你需要变回一个小孩 ，重新照顾自己 ，拾起对天下的好奇、热情和勇气 ，像孩子一样纯粹和快乐 ，让生涯再次充满希望。
若是累了 ，那就退回去 ，重新酿成一棵植物。
再转头看十年前谁人趴在北大的课桌上 ，以为一切毫无意义的自己。我只想抱抱她 ，轻轻地对她说：“放过自己吧 ，对自己宽容一些 ，休息一下吧。”
那时的我 ，或许仍然听不进去这些话。但没关系 ，逐步来 ，我终究会走到这里 ，望见现在的景物。
星标“剥洋葱people”
? 陈明顺记者 于学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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